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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上訴三審狀例概輯（63）    盧立人

例二十八   搶  劫  案

    例二十八   搶劫案⑶

刑事上訴理由

兼辯護書狀           xx年上更x字第xx號

被   告   林  大  男  X 歲   住 x市縣 x 路x 段x 巷x 號

選任辯護人   盧立人律師

為不服臺灣高等法院xx年上更x字第xx號被告林大被訴搶劫一案判決，除已於法定期間聲明上訴外，謹再補陳上訴理由暨辯護書如后：

    按刑事訴訟法係採真實發現主義，凡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證據，事實審法院均應依職權詳加調查，方足發現真實（見 鈞院六十九年度臺上字第二五八號判決）。

又科刑判決書記載之犯罪事實，為論罪科刑適用法律之基礎，故凡於適用法令有關之事項，必須詳加認定，明確記載，然後於理由內敘明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使事實與理由互相一致，方為合法（見 鈞院六十九年臺上字第二九○號判決）。

且共同正犯之所以應對其他共同正犯實施之行為負其全部責任者，以就其行為有犯意之聯絡為限，若他犯所實施之行為，超越原計畫之範圍而其所難預見者，則僅應就所知之程度，令負責任，未可概以共同正犯論（見 鈞院五十年臺上字第一○六○號判例）。

本件被告林大與林三（在逃）王二（判刑六年確定在案）等，於xx年xx月xx日受謝甲之指使，找曾忠尋仇，乃為不爭之事實，是以關於曾忠被刺傷部分均為被告等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然「林三「順手」搶走曾某上衣口袋內新臺幣四百元」（見第一審檢察處卷第十七頁，礁溪分局刑事案件移送書所載事實），姑不論林三是否構成搶劫罪行，而與被告林大毫無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顯而易見，乃原審論被告林大等以結夥搶劫，然何以對此等事實未加審究，其認定結夥搶劫之理由何在？對於待證事實有關之證據，均未依職權詳加調查，顯係違背法令。

    又恐嚇罪與強盜罪之區別，雖在程度之不同，尤應以被害人已否喪失意思自由為標準（見 鈞院十八年上字第八三八號判例）。

查礁溪分局移送書內稱：「渠（指林大）「威嚇」被害人交出汽車鑰匙，得手後由渠駕車載少年林、王二人沿北宜公路方向逃逸」（見前引卷頁）第一審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亦稱：「以砍斷頭部加以「恐嚇」，命其交付及脅迫交出汽車鑰匙復竊取錄音機乙臺，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三百零四條第一項，第三百二十一條第四項之罪嫌。三罪間有方法結果關係為牽連犯，請從一重處斷」，是以第一審檢察官亦未認定被告等有搶劫犯行，而第一審法院竟變更法條，科被告等以結夥搶劫罪責，然其判決書事實欄中則稱：「由林三「喝命」曾忠「返還」預付之油資四百元，林大「喝命」曾忠交出汽車鑰匙」（見宜蘭地院xx年度訴字第xx號判決書），且被害人曾忠於原審xx年xx月xx日審理時供稱：「我口袋裹還有幾千塊，從口袋拿出四百元還給他們」「林大說車子會放在馬路旁邊」（見同年月日臺灣高等法院調查筆錄）。

在第一審偵查時，曾忠則稱：「是否自己從口袋裹取出自已記不得了」（見宜蘭地檢處x年xx月xx日偵查筆錄）。凡此均足證明被告等無搶劫之意圖，否則，數干元不搶，反僅「搶」四百元，殊出情理之外，且被害人曾忠更未喪失自由意思，與前引礁溪分局移送書所稱：「威嚇」被害人，可謂脗合，凡此事實，原審法院均未予審酌，而對有利於被告之情形，更毫未注意，其與法令有背，實顯而易見。

    近年以來，國內因經濟繁榮，導致社會治安稍差，警察人員不免杯弓蛇影，而破獲重大刑案，更有功獎，殊不知動輒破獲「搶劫」案件，於辦案人員固佳，而於社會，則添聳聞，其對國家、被告、被告家屬之影響，實非淺顯。

本件被告等素行不端是實，但其惡性絕未達於搶劫程度，此從礁溪分局移送書及原審檢察官起訴書可見，移送書之案由為「強盜」，而內容則與強盜要件不合，第一審檢察官起訴法條，堪稱持平，蓋對惡性重大者，基於維護社會安寧之旨，固不宜寬假，而對犯行不構成「搶劫」者，亦未宜遽予重罰，為此狀請

鈞院鑒核，對被告林大自為適當之科處，用昭折服，亦所以示法律之尊嚴也。

      謹    狀

台灣高等法院        轉呈

最高法院刑事庭      公鑒

中      華      民     國  xx年  xx月  xx日

 具狀人    律師盧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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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奶日報www.lulijen.com2020.5.13.出刊，第9-2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