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戲劇發展（5）陳美美

對於自由與民主的追求，不僅是胡適一生堅持的政治信念，也是他一貫的學術主張。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他雖人在美國，但時時關注臺灣各方面的發展，為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所遭遇的艱困國際處境多所盡力[1]。他對國內文藝政策與文化環境的關心，可由他在1958年應「中國文藝協會」之邀，以〈中國文藝復興．人的文學．自由的文學〉為題，對當前的文藝政策提出建言：

…自由國家，尤其我知道最熟悉的美國，…對於文藝絕對完全取一個放任的，絕對沒有人干涉，政府絕對沒有一種輔導文藝，或指導文藝，或有一種文藝的政策。絕對沒有；也絕對沒有輔導文藝的機構。…我們的民眾，作家－文藝作家，應該完全感覺到我們是海闊天空，完全自由；我們的題材，我們的作風，我們的材料，種種都是自由的。…我們所希望的，是完全有一個自由的創作文藝。（胡適 1958：7）

可見他對當時由中央主導反共文藝或戰鬥文藝政策的不以為然。

《自由中國》於1949年11月在臺北創刊，仍以胡適為發行人。根據文藝欄主編聶華苓的回憶：《自由中國》創辦時的編輯委員有十人左右。有國民黨黨員，如雷震；也有學者，如北大教授毛子水和張佛泉；也有血氣方剛的理想者，如殷海光；也有思想清明的文人，如戴杜衡，夏道平；也有國民黨官員，如當時的教育部長杭立武、臺灣銀行總經理瞿荊州等。最後的編務由雷震總其成，而實際的編輯工作則先後有李中、黃中與傅正等人負責。這一成員複雜的編輯委員群，例如毛子水、雷震等老派人物主張和平建言，而殷海光、戴杜衡等則為青壯派則主張尖銳批評，彼此經常意見相左（聶華苓 2004，142），但無非是欲督促政府建設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中國為最終目標。

以「五四後期的人物」自詡的殷海光（1919~1969），向被視為臺灣自由主義的啟蒙大師，與《自由中國》的淵源很深。他受中國邏輯哲學大師金岳霖的影響，於1938年進入西南聯大哲學系就讀，活躍於校園裏的政治活動中，成為著名的「右派」學生。1942年，他進入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深造。但正逢日本侵華戰火日烈之際，他毅然響應蔣中正「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投筆從戎，加入青年軍的行列。退役後，開始了在國民黨輿論圈裏的是非沉浮。1946年獲聘為中央日報主筆，並擔任金陵大學講師。

雖然早年由於對於國民政府的認同而受到重用，但身為一位受過專業邏輯推理訓練且具有高度理性自覺的知識份子，在離開大陸前，殷海光實已經對國民政府的諸多作法不以為然。但出於保留了大敗後徹底反省、改革，將中國帶向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最後一點希望，他仍選擇跟隨撤退到臺灣。但國府到臺灣後高張起思想箝制的大網使殷海光徹底地失望，1949 年他在臺灣大學謀得教職，投身於邏輯方法的教育工作，同時參贊《自由中國》編務。1954年他以訪問學者名義赴哈佛大學研究講學一年返國後，繼續利用課餘為《自由中國》和香港《祖國》週刊撰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他堅持以筆的力量來對抗言論思想禁制。殷海光以科學方法、個人主義、民主啟蒙精神為準繩，經常批判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對反攻大陸問題等時政也提出尖銳的意見。

《自由中國》是由國民黨的開明人士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共同組成與創辦的一個刊物，這樣一個組合所代表的意義，就是支持並督促國民黨政府走向進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因此早期《自由中國》對於自由民主的改革主張與現實權力沒有嚴重的衝突，尚為國民黨政府所能容忍。但是隨著韓戰爆發，蔣中正重獲美國支持後，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士以改善政府形象、爭取美援的必要性大減，再加上國民黨到臺灣之後強人威權政治體制逐漸成形，黨內開明份子紛紛離開權力核心。在這種情勢下，《自由中國》的方向和風格也逐漸改變，從批判共產主義轉向檢討臺灣內部問題及批評國民政府政策弊病，因此與執政當局的關係逐漸惡化。1951年，《自由中國》創辦兩年之後，臺灣發生一樁高利貸的金融案件，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涉嫌設下陷阱圈套，引誘犯罪人上鉤。雷震抵擋不過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等開明份子的憤慨，由夏道平執筆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加以批評。《自由中國》和國民黨中央的權力衝突，也就從此開始。保安司令部將該期《自由中國》扣押，副司令彭孟輯欲藉以逮捕《自由中國》編輯，幸經臺灣省主席吳國禎制止而作罷。《自由中國》寫了一篇〈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以為賠罪道歉，這才了事（聶華苓 2004：145）。

1954年5月，雷震在《自由中國》刊登投書〈搶救教育危機〉一文，批評國民黨所屬反共救國團干擾學校教育之後，12月蔣中正在「宣傳彙報會」上下令開除其黨籍（薛化元 1996：120）。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更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提出「反攻無望論」，指出蔣政府只是藉反攻大陸神話行國民黨一黨獨大之實，目的無非只是欲在政治上為所欲為。1958年，殷海光又發表〈我們的教育〉和〈學術教育應獨立於政治〉兩篇文章呼應雷震的教育政策主張，也使執政當局震怒。此外1959年3月，胡適也撰寫〈自由與容忍〉一文，表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看法，他甚至主張臺灣必須出現一個反對黨，以適度給予執政黨壓力與制衡。而1959年6月起，《自由中國》又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尋求總統三連任動作。1960年，《自由中國》發表〈七論反對黨〉的文章，宣稱：「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雷震多方奔走，試圖結合臺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共同組成一個反對黨。6月26日，雷震以李萬居、高玉樹、雷震三人為新黨發言人；雷震、李萬居、夏濤聲、吳三連、郭雨新、齊世英、郭國基、黃玉嬌等17人為召集委員，由雷震任新黨秘書長。《自由中國》編輯群這一聯串的主張與動作逐漸進逼至國民黨當局的禁忌，國民黨所屬三大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於是對雷震等人予以反擊，宣稱組建新黨是配合中共「統戰政策」、「造成台灣混亂」、「企圖顛覆政府陰謀」。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國》第23卷第5期，殷海光執筆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表示組織政黨的民主潮流就像大江東流，是任何政黨所抵擋不住的。雷震終於在1960年9月4日被以「包庇匪諜」的罪名逮捕，《自由中國》亦遭到停刊（薛化元 1996：144；楊碧川 1997：405）。其牽連所及，殷海光被《中國季刊》圍勦，指其為「偽自由主義者」、「文字賣國者」、「知識詐欺者」，甚至於指責他「從事煽動顛覆」。1964年殷海光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的補助金被停止；接著又查禁他交由文星書店出版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1966年政治的黑手更伸入校園，臺大受到壓力而不再續聘殷海光；次年哈佛大學邀請其前往研究時，也不允許其出境。不久，與殷海光精神相通的國際知名學者海耶克教授（Friedrich A. Hayek,1899~1992）[2]來臺訪問，殷海光也被禁止與之晤談。殷海光不堪身心雙重折磨，於1969年因胃癌棄世，享年五十一歲。

[1] 胡適於1949年四月赴美後，一直到1958年返臺接掌中央研究院前，僅有在1952年來臺講學兩個月，次年又返臺出席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停留月餘。但他一本「在外擁護政府，在內為黨國諍友」的態度，因此他雖無任何官銜，但為「替國家保留一些尊嚴，替國家保留一些人格」，處處運用其個人影響力，極力為打開中華民國所遭遇的國際困局而努力。尤其他在1957年代表出席聯合國大會時，以〈中國大陸反共抗暴運動〉為題發表演說，被譽為「歷來聯合國中最動人的演說之一」。因此他雖掛名《自由中國》發行人，也對《自由中國》多所支持，但並未實際參與其刊務。參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1984）暨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主編《胡適演講集》（臺北：胡適紀念館，1978）

[2] 1966年殷海光譯海耶克著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對海氏自由經濟思想深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