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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戲劇發展 （4） 陳美美
作者係中國文學博士，國立宜蘭大學副教授。
第二章 臺灣第二度西潮的引介
（一）自由主義：傅斯年、胡適、殷海光與《自由中國》
如果說五四一代是一度西潮的引渡人，則由大陸來臺，在五、六O年代的臺灣重啟西方自由與民主精神的知識份子，我們可視為第二度西潮的弄潮人。對於五四與臺灣自由主義者間的關係，殷海光在1967年寫給張灝的信中說：
近年來，我常常要找個最適當的名詞來名謂自己在中國這一激蕩時
代所扮演的角色。最近，我終於找到了。我自封為‘a post－May－fourthian’(五四後期人物)。這種人，being ruggedly individualistic(堅持獨立特行)，不屬於任何團體，任何團體也不要他。這種人，吸收了五四的許多觀念，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裏奔流，他也居然還保持著那一時代傳衍下來的銳氣和浪漫主義的色彩。然而，時代的變動畢竟來得太快了。五四的兒子不能完全像五四的父親。這種人，認為五四的父親淺薄，無法認真討論問題，甚至被時代的浪潮沖褪了色，被歲月磨掉了光彩。而五四的父親則認為他是一個‘欠穩健的時代叛徒’，有意無意的和他alienate(疏遠)起來。下一輩人呢?絕大多數和他分立在兩個不易交通的‘心靈世界’裏。他們和他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不同的情結，和不同的展望。他們是失落了。但是，他們的失落和他的大不相同。保守人物呢?毫無問題，視他為禍根。於是，在這一時代，他像斷了線的風箏。這種人，注定要孤獨的。（殷海光 1979：1335~1336）
由此可見他們對自我與五四關係的定位。
在國民政府遷臺後，對日後臺灣發展影響最大的，要算是在知識份子聚集的文化界與學術界中所流佈的這股與反共國策抗衡的自由主義勢力。胡適、傅斯年、梁實秋等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親身參與、熱切領航的活動健將，出於與國民黨相同的反共理念，他們在國民政府撤臺中跟隨來臺。他們或曾參與民初的五四運動，對「中國文藝復興運動」[1]與白話文學有過積極的貢獻，或繼承五四精神，追求真正的民主信仰而來臺，象徵著臺灣與五四精神的薪火相傳。他們所堅持的民主與自由主義精神，可說是臺灣與五四西潮接續的主要人物。
傅斯年（1896-1950）在政府遷臺佈局中，於1949年初就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並繼續擔任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處理史語所遷臺事宜。雖然他在臺的時間僅有短短兩年時間即因積勞成疾，以五十五歲壯年辭世，但他不論是對臺大不分黨派聘任學術菁英任教，繼承北大的自由學術校風，乃至對中研院史語所遷臺後的安置與珍貴文物的保存，都有重大貢獻。
與傅斯年關係在師友之間的胡適，對政府遷臺後的影響之深，更在傅斯年之上。胡適的自由主義精神向來為學界所推重，也是在臺灣五O年代的戒嚴令中，唯一得以聽到的一點民主、自由的微弱聲音。胡適與丁文江、傅斯年等人曾在1932年創刊《獨立評論》於北京，由胡適擔任編輯。此一刊物主張每一作者為自己的文章負責，只要不及於謾罵皆可各抒己見。由於審稿極嚴，水準很高，甚為當代知識份子所重。但受到蘆溝橋事變影響，北京淪陷，該刊物被迫停刊。此一刊物的發行，實即胡適等人自由主義精神的具體實踐。1949年初，正當國共交戰如火如荼，國軍受共產黨軍隊進逼節節敗退之際，胡適、雷震、杭立武、張佛泉等國民黨與自由派人士乃計劃發行一種堅定反共信念、振興輿論之刊物以正人心，因此研議創辦《自由中國》。但尚在研議階段，胡適即奉命赴美尋求國際援助，不克實際參與刊務，但仍於航行途中起草發刊宣言，謂：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正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極權政治，不讓它擴張它的勢力範圍；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最後目標是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第一期）
可見此一刊物創刊的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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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奶日報www.lulijen.com2019.9.5.出刊，第9-2445】
[1] 此為胡適用語，參胡適〈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收入《胡適演講集》（臺北：胡適紀念館，1978）頁365~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