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戲劇發展（5）陳美美

中國與臺灣在二十世紀初期，雖因清廷割讓臺灣予日本，使兩者不在同一政治實體統治之下，但這事實上並未影響及兩者現代化進程的同質性。換言之，不論中國或臺灣，都直接自西方或間接透過日本，受自西方現代思潮的洗禮。在這一波西潮中，雖因國情與現實環境的限制，以致中國/臺灣現代文學一開始是接受西方寫實主義為主流；到了30、40年代以後，受到馬列共產主義思潮擴張的影響，雖逐漸轉向所謂「批判的寫實主義」，但也只不過是寫實主義的轉型而已。而後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的影響，西潮暫告中斷，中國/臺灣文藝界為因應戰局，以文藝為宣傳手段，文藝淪為政治附庸，更無受西方美學思潮影響而產生之創作特色可言。這種政治干預文學的情況，在兩岸分治後持續存在。只是臺灣的狀況，受到整體政、經與國際局勢的牽制，與大陸的發展呈現明顯的不同。

雖然臺灣自1949年以後，受到國府明顯的「反共文藝政策」[1]的影響，也有部份以「反共」為主旨的應世之作，但根據學者統計，實際上反共文學的數量並不如想像之多，顯現反共文藝政策在臺灣並未如大陸之兵農工文藝政策推行之徹底與影響之深遠。司徒衛將五○年代的小說分為三期：第一期為純粹基於憤激的反攻意識而寫作；第二期作家的筆鋒轉向人性的發掘，描寫倫常與社會之間的愛，而以國族的愛、人類的愛為依歸；戰鬥文藝口號提出後為第三期（司徒衛 1960：129~130）。而在話劇方面，政府中央黨、政方面在李曼瑰的推動下，固然也有一些反共劇作，但根據黃仁的《台北市話劇史九十年大事紀》的紀錄，「反共劇」只有約三分之一，黃美序則以收錄那段時間內最多劇本的《中華戲劇集》（共十輯）所做的不完全統計，情形也頗類似（黃美序 1989：8）。其之所以如此，與臺灣50年代在高舉反共文藝大旗的同時，受到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在政、軍、經牽制而另有一股自由主義思潮暗流有很大關係。

[1]鄭明娳以為「反共文藝政策」始自張道藩的「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見鄭明娳，〈當代臺灣文藝政策的發展、影響與檢討〉，臺北：當代臺灣政治文學研討會論文，1994.1.2，頁1─21；李瑞騰則以為並無所謂之文藝政策，見〈張道藩先生「我們所需要的文藝政策」試論〉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6卷1期，1988.9，頁97~105；江寶釵則以為文藝政策是先有主張、會議討論、形諸文字，然後付諸實踐，是一個冗長的形成過程。文藝獎與《文藝創作》正是實踐的階段，見江寶釵〈重省五○年代臺灣文學史的詮釋問題──一個奠基於「場域」的思考〉，《東華漢學》第3 期，2005.5，頁319-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