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與政治的邂逅―50年代文藝政策對現代藝文的影響（1）陳美美

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因大陸失守之痛，在解嚴以前一直或顯、或隱以一個緊箍咒般的「反共國策」控制著整個國家社會的發展。這頒行於1950年代的國家政策，頒行的初期，在國民黨中有識之士的擘畫下，一方面透過正式教育體系的課程、教材，放入強調反共意識與民族文化精神的內容，另方面又透過黨政體系推行「反共文學」、「戰鬥文藝」等政策，以期有效達成臺灣人民對國家民族的認同。

「文革」開始以後，中華傳統文化更成為重要的政治籌碼，臺灣因而保有頗為深厚的中華文化基礎。但在對外關係上，基於現實的國際關係考量，採取的是親近歐美的政策。

西方自由、民主與現代思潮，藉由前衛、實驗的藝文創作，因此源源不絕流入臺灣，國家文藝政策未能產生預期效果。可喜的是，在有志之士的努力下，拓展了原本在臺灣相對薄弱的戲劇與國劇領域，注入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培育了許多重要的人才。就在傳統文化與西方前衛文藝思潮的交融下，奠定發展具有中華文化特色之藝文的基石。

臺灣自1987年解嚴以後，兩岸交流頻繁，兩地人民得以親臨其地，感受極為不同的社會氛圍與人情風貌。2012年5月10日大陸青年意見領袖韓寒在其部落格發表〈太平洋的風〉一文被網友瘋狂轉載，兩岸文化比較成為熱門議題。而隨著《蔣介石日記》的公開與國民政府遷臺史料的陸續解密，更多值得重新審視的議題躍出臺面，這不論對兩岸人民的互相了解、學者重寫民國史、或為政者制訂更為合宜的兩岸政策，應都饒富意義。

過去學者對於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以後兩蔣主政時期的主流論述，大多集中在批判其以《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憲法，以「戒嚴令」及「反共國策」實施白色恐怖，箝制思想與言論自由；為構築反共復國大夢，藉由黨政力量，全面推動足以控制全民的種種運動，以遂行其等的威權統治。

但在對外關係上，受制於現實的國際政治，又不得不親近西方，尤其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保護傘下，方得以穩定局勢，因此臺灣的「二度西潮」[1]是使其發展成今日社會樣貌極重要的因素。

在此脈絡下，中外學者對於政治強權者蔣中正(1887~1975)與以胡適(1981~1962)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間微妙互動有不少研究發表[2]。姑不論兩人間究竟有多少恩、怨、情、仇，胡適對自由主義的堅持與蔣中正對統治領導權不容挑戰的跋扈，兩人基本價值互斥是無庸置疑的。

[1] 「二度西潮」的概念係由馬森先生所提出，參〈中國現代文學的兩度西潮〉http://wwwmasen.blogspot.tw/2008/12/blog-post.html (2014.7.31瀏覽)。關於西潮對臺灣現代化的影響，本文不列入討論。

[2] 參任育德〈胡適晚年與蔣介石的互動（1948-1962）〉，《國史館館刊》第三十期（2011年12月），台北：國史館，頁 10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