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戲劇研究（180續前）

二十世紀的六O年代對臺灣而言是一個社會轉型的起跑年代。國內政局逐漸安定，經濟、社會也日趨穩定發展，但反共復國國策仍使思想、言論受到高度的箝制，創作自由自也受到極大的限制，這促使知識份子與作家們努力尋求逸出的管道，自西方引進新的文藝思潮與創作方法正是他們寄予希望的目標。

國府來臺以後，堅持五四傳統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雖然受到無情的打壓，然而他們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潛身於學府與民間，透過教學與雜誌刊物傳播自由的理念。《自由中國》、《文學雜誌》、《現代文學》、《歐洲雜誌》與《劇場》的一脈相承正標記著這樣的一條尋求思想、言論與創作自由的脈絡，而創刊於六O年代的《現代文學》、《歐洲雜誌》與《劇場》同時也是臺灣重新自西方引進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重要標記。雖然有學者對臺灣六O年代是否成功地創作出符合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標準的作品有所質疑[1]，但無論如何，由於支撐現代主義思潮的存在主義哲學與其所表達的孤絕與疏離的困境，正與臺灣知識份子的感受相通。為了突破反共國策所加的創作困境，借用西方現代主義以為新的創作方法乃成為當時作家們的共識。

1949年以後臺灣的反共國策雖像緊箍咒般為人欲去之而後快，但卻也誤打正著地選擇了一條今天看來正確的道路：保存並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為了配合這樣的文化政策，各項中國傳統文藝活動受到重視，尤其是平劇更受到刻意的推廣與研究，軍中國劇團、劇校與大專院校中國劇學系的設置即是因此而來。

[1] 例如李歐梵認為：「臺灣的現代主義歸根結底是形式重於內容、風格和技巧重於深刻的哲學意義。由於沒能超越臺灣的現實，臺灣的現代派詩人或小說家都不免帶些“土氣”。」，〈台灣文學中的「現代主義」和「浪漫主義」〉，收入《現代性的追求》，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6，頁175~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