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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先生生前談及的「西安事變」   

                 --盧立人--

昨（2015.5.14.）文提及，因見「蔚藍中華」版上載有經國先生遺囑，感觸良深，因述及：曾有幸任經國先生親兼主任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教務處長，拙文均本遺訓之旨！蔚藍中華：希望盧先生有機會能與我們分享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與經國先生的經驗往事。用再將2006年所寫蔣經國總統，究如何看「西安事變」，似仍不無可供參考之處，且可對照坊間出版物，並懇指教！         --作者--

經國先生談及此一事變對國家所造成的影響，未必因私交而「釋懷」。畢竟，國脈民命，高於一切！

元月十三日，是經國先生逝世十八週年的日子。猶記聯合報以往刊出李前總統的專訪時，其中有一句話說：

「尤其蔣（經國）總統是不隨便講話的」。

多年來，每當學者專家討論西安事變，各有所見時，筆者面對迄仍保存的經國先生生前對「內」的兩份講話紀錄，一直想提出，以供研究的參考。

李登輝先生既有蔣經國總統不隨便講話的認知，則經國先生在一個多月中，先後兩次在革命實踐研究院，對他寄予厚望的「新生的力量」，有關西安事變的講話，恐怕在其內心深處，當有一定的衡酌。關此，似也值研究者重視。

緣民國六十七年五月，經國先生膺任總統後，即親兼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並要求對以往該院各類班期的訓練，重新作一有系統的規劃，以期有計劃的培養幹部，蔚為國用。

筆者時甫從巴黎調回，濫竽該院教務處長，因職責所在，乃研擬「革命實踐訓練班」、「革命實踐講習班」、「革命實踐研究班」三級不同受訓對象及有關課程。

奉准後，革命實踐訓練班第一期於民國六十八年（1979）五月開訓，受訓者均為基層新進幹部，當時的蔣主席兼主任，對這批黨的「新生的力量」，頗寄予「深切期望」，同年五月七日，新臨主持該期始業式，在講話時，引述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其中有一段話，敬錄如后：

「至此，總裁乃決心清剿這禍國殃民的亂源，自民國十九年起至二十五年間，經過五次圍剿，共匪的紅軍主力被國軍擊潰，少數殘部自江西分股流竄至陝西延安，所遺三兩千人而已。惟此時共匪再施展其統戰故技，游說煽動張學良於民國二十五年發動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生，對於我們革命是一個重要關鍵：無可諱言的，是使共匪絕處逢生，貽無窮之後患。」（下略）

民國六十八年（1979）七月二日，在「革命實踐講習班」第一期始業講話時，再度提到：

「可是到民國二十五年，共匪製造西安事變，領袖西安蒙難。」（下略）。

該期受訓者，多為各大專院校優秀的年青教師，專攻歷史者，亦不乏人，經國先生的講話。依其慎言的個性，當必有所本。近年來，各種說法紛陳，大陸方面更多「撇清」。

筆者追憶，經國先生每次蒞臨革實院，均在「圓形教室」講話，其時雖腿部已感不適，然貼身隨扈，仍均習慣的遵照指示，留於室外，在場聆聽者，僅少數主管及受訓人員，此類「對內」講話，絕非照「稿」宣讀，而純為即席發抒，於此可見西安事變，在兩位蔣總統心中，當仍是國家日後諸受艱困之重要關鍵。雖傳聞張少帥與經國先生私交稱篤，然因家庭及生長環境所造成張學良先生的「率性」，應是導致西安事變的要因。

近代中國的苦難，張先生似難卸責，而經國先生談及此一事變對國家所造成的影響，未必因私交而「釋懷」。畢竟，國脈民命，高於一切！

舉目臺灣今日的亂象，乃植因於民主有餘，而法治不足；如果當年張學良先生稍具西方法治觀念，而非僅涉足「華爾滋」之類，或不致釀成巨變！區區之見，讀者難免視為笑談，然此卻為當今學者所倡的顯學 ---- 「假設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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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歡迎轉載，但務請註明出處----編者

【法奶日報www.lulijen.com–2013.12.12.重刊，第9-1042】

【法奶日報www.lulijen.com2015.5.15. 增修出刊，第9-1393號】